《他嫌我人老珠黄，我让他高攀不起》是作者 “猫踩稿”的倾心著作，宇哥陈宇是小说中的主角，内容概括：“她怀孕了，我们离婚吧。”丈夫把协议推过来时，我笑了。十年付出，换来净身出户。我连夜搬走，只带走那盆快死的绿萝。所有人都说，三十岁离异女人废了。微信提示音响起时，我正给客厅那盆绿萝浇水。手机屏幕亮着。陌生号码，两行字：“宇哥，我怀孕了。”“你答应过会处理好一切。别让我等太久。”我的手僵在半空。浇水壶砸在地板上，水漫开来，浸湿了我的拖鞋。但我感觉不到。只觉得心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，狠狠拧了一下，又一下。三分钟。我盯着那两行字，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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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落地时，南方的湿热扑面而来。
和北方干燥凛冽的风不同，这里的空气黏稠、厚重，带着海盐和植物的气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肺里灌满陌生的味道。
新的开始。
机场外，妈妈在等我。
她瘦了，白发多了，但眼睛还是亮的。看到我时，她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。
“瘦了。”她摸着我的脸，眼眶红了，“瘦了好多。”
“没事。”我拍拍她的背，“都过去了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妈妈一直握着我的手。她的手很粗糙，是做了一辈子家务的手。小时候觉得这双手无所不能，现在才意识到，它也老了。
“你爸他...”妈妈犹豫着开口，“他知道你离婚的事了。他说...你想回来住多久都行。”
我愣了愣。
爸爸是那种传统的、沉默的男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们没怎么交流过。他对我最常说的话是“好好学习”、“注意安全”、“听你妈的话”。我以为他会觉得离婚丢人。
“他真这么说？”
“嗯。”妈妈点头，“他还说，陈宇那小子不是东西，离了好。”
我鼻子一酸。
原来有些爱，是不需要说出口的。
老家的房子在城西的老小区，八十年代建的，墙壁斑驳，但院子里种满了花。月季、茉莉、栀子，开得热闹。
我的房间还保持着出嫁前的样子。书架上摆着大学教材，墙上贴着褪色的海报，床头柜上放着高中毕业照。
时间在这里停滞了。
“我都收拾好了。”妈妈说，“被子晒过了，很暖和。”
“谢谢妈。”
“说什么谢。”她转身要走，又停住，“晚上想吃什么？妈给你做。”
“红烧肉。”我说，“好久没吃了。”
她笑了：“好，做红烧肉。”
门关上，房间里安静下来。
我坐在床上，环顾四周。
十年前，我从这个房间出嫁。穿着租来的婚纱，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妈妈哭红了眼，爸爸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。
那时候我以为，我飞出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现在，我飞回来了。
带着满身伤痕，和空空的行囊。
手机震动。
是李律师：“陈宇的精神赔偿金到账了，五十万。另外，有几个媒体想采访你，我帮你拒了。”
我回复：“谢谢。钱你帮我留着，我想捐一部分。”
“捐？”
“给妇女法律援助机构。”我说，“帮和曾经的我一样的人。”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好。”李律师说，“我支持你。”
放下手机，我走到窗边。
院子里，爸爸正在给花浇水。他弯腰的样子有些佝偻，但动作很仔细，一株一株地浇。
阳光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
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他也是这样在院子里种花。我说想要一朵永远不会凋谢的花，他笑我傻。
现在我知道了，世界上没有不会凋谢的花。
但凋谢之后，种子会落进土里，明年还会再开。
晚饭时，爸爸给我夹了块红烧肉。
“多吃点。”他说，眼睛看着碗。
“嗯。”我低头吃饭。
饭桌上很安静，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。这是我们家的常态——不擅长表达感情，习惯用行动代替语言。
“工作的事，”爸爸突然开口，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我抬起头：“我想休息一段时间。”
“该休息。”他点头，“在家住着，不急。”
妈妈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点惊讶。我也惊讶——爸爸很少这么直接地表达支持。
“我想...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开个花店。”
“花店？”妈妈问，“你会吗？”
“可以学。”我说，“大学时我在花店打过工，有点基础。”
其实不只是打工。
那是和陈宇刚恋爱的时候，他送我的第一束花，就是我在花店兼职时偷偷留下的玫瑰。那时候以为浪漫，现在想想，有点讽刺。
但我喜欢花。
喜欢它们短暂却灿烂的生命。喜欢它们即使知道会凋谢，也毫不犹豫地绽放。
“好。”爸爸说，“需要钱的话，爸这有。”
“不用，我有...”
“拿着。”他打断我，“爸爸的钱，就该给女儿花。”
我的眼睛热了。
“谢谢爸。”
他没说话，又给我夹了块肉。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开始找店面。
老城区有条老街，叫梧桐巷。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，夏天时绿荫如盖。巷子里有几家老店：书店、咖啡馆、手作工坊，还有一家即将转让的花店。
店面不大，三十平米左右，但有一整面落地窗。阳光洒进来时，整个屋子都是亮的。
原店主是个老太太，要去外地带孙子。
“这店我开了二十年。”她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说，“舍不得啊。但女儿那边需要我。”
“您放心，”我说，“我会好好经营。”
她看着我，突然问：“姑娘，你是不是刚经历过什么大事？”
我愣了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“眼神。”她说，“这店里来过很多人。有的眼神是亮的，有的是空的。你的眼神...像刚下过一场大雨，还没完全放晴，但天边已经有光了。”
我鼻子发酸。
“是。”我承认，“我刚离婚。”
“哦。”老太太点点头，没多问，“那这店更适合你了。花能疗伤，真的。我老伴走的那年，要不是这些花，我可能熬不过来。”
她把钥匙递给我。
“房租我交到了年底。剩下的，就交给你了。”
我接过钥匙，沉甸甸的。
“谢谢您。”
“不谢。”她笑了，“这店啊，该有个新主人了。”
装修花了一个月。
我保留了原来的木质框架，重新刷了白漆。墙上挂了些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画框，架子上摆满绿植。最重要的，我在窗边做了个长条木桌，可以坐在那里喝茶、看书、看街景。
店名想了很久。
最后定下来，叫“新生”。
简单，直接。
就像我现在的人生。
开业那天，妈妈和爸爸都来了。爸爸还带了几个老朋友，说是来捧场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是想给我撑场面。
“老林，这是你闺女？”一个叔叔问。
“嗯。”爸爸点头，脸上有点自豪，“自己开店，能干。”
我听到，心里一暖。
花店第一天，卖出去三束花。
不多，但我已经很满足。
下午，一个女孩走进来。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
“我想要一束花。”她说，“送给...自己。”
我明白了。
“等我一下。”
我选了白玫瑰、洋桔梗、尤加利叶。包成简单的一束，系上浅灰色的丝带。
“给你。”我把花递给她。
她接过，闻了闻。
“好看。”她轻声说，“今天是我生日。也是...我和他分手的日子。”
“生日快乐。”我说，“也恭喜你，重获自由。”
她抬头看我，眼泪又掉下来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，“真的谢谢。”
她走后，我站在窗边，看着她抱着花走在梧桐树下。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斑斑驳驳的，像碎金子。
我突然想起一个月前，我也是这样，抱着那盆绿萝，走进未知的夜色。
而现在，我站在这里。
有自己的店，有阳光，有花。
还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
晚上打烊时，手机响了。
是个陌生号码。
我接起来。
“林晓薇？”是个男人的声音，有点熟悉，但想不起来是谁。
“是我。您是？”
“我是江澈。”他说，“可能你不记得了。大学时，我们一个社团的。”
记忆被唤醒。
江澈。摄影社的社长，高我两届。那时候他总背着相机到处拍，话不多，但作品很有灵气。毕业后听说他去了国外，再没联系。
“记得。”我说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“我在朋友圈看到你开花店的消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正好我在老家拍一组作品，想过来看看。方便吗？”
“当然。”我看了眼时间，“不过今天打烊了，明天可以吗？”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明天下午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有点恍惚。
大学时光，好像上辈子的事了。
那时候我还没遇见陈宇，还是个相信爱情、相信永恒的傻姑娘。
而现在，我三十二岁，离过婚，刚在废墟上建起一座小小的花店。
时间真是奇妙。
第二天下午，江澈准时来了。
他变化不大，只是更成熟了。还是瘦，眼睛很亮，背着相机包。
“店很漂亮。”他环顾四周，“很适合你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给他倒了杯茶，“坐。”
他坐下，拿出相机：“介意我拍几张吗？”
“不介意。”
他举起相机，对着窗边的花，对着墙上的画，对着洒进来的阳光。快门声很轻，像温柔的叹息。
“你后来怎么样了？”我问，“听说你出国了？”
“嗯，在法国待了几年。”他放下相机，“去年回来的，现在做独立摄影师。”
“挺好。”
“你呢？”他看着我，“我听说了一些...你的事。”
我笑了：“看来我的事传得挺广。”
“陈宇的公司最近不太好。”江澈说得很直接，“投资人都跑了，合作也黄了。他来找过我，想让我帮他拍一组形象宣传片，挽回声誉。我拒绝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觉得他不配。”江澈看着我的眼睛，“十年前在社团，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姑娘。你不该被那样对待。”
我的脸有点热。
“都过去了。”
“是。”他点头，“所以你现在在这里，开花店，重新开始。”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江澈突然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在拍一组关于‘重生’的摄影作品。”他说，“想拍你。拍你的花店，拍你现在的生活。”
我犹豫了。
“我不想露脸。”
“不露脸。”他立刻说，“只拍环境，拍细节，拍花。我想用你的故事，给更多人力量。”
我想了想，点头。
“好。”
他笑了，那笑容很干净，像少年时一样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江澈每天都来。
他拍我修剪花枝的手，拍清晨洒在花瓣上的露珠，拍黄昏时店里的光影。他很少说话，但镜头很温柔。
有时候我会忘了他在拍，专心做自己的事。
那些事很简单：给花换水，整理枝叶，包花束，写卡片。
但很踏实。
周五晚上，我正要打烊，江澈来了。
“拍完了。”他说，“想给你看看成片。”
他打开笔记本电脑。
照片一张张滑过。
是我，又不是我。是我的手，我的店，我的花。但经过他的镜头，它们有了某种诗意。那些光影、线条、色彩，组成了一组安静的、坚韧的叙事。
最后一张，是我在窗边看书的侧影。逆光，看不清脸，只能看到轮廓和发丝边缘的光。
“这张...”我轻声说。
“你像在发光。”江澈说，“新生，就是这样的光。”
我的眼睛湿了。
“谢谢。”
“该说谢谢的是我。”他合上电脑，“这组作品，我会拿去参展。所有收入，我会捐给你说的那个法律援助机构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他站起来，“我该走了，明天要去另一个城市拍摄。”
我送他到门口。
梧桐树下，路灯亮了。
“江澈。”我叫住他。
他回头。
“我们...还能再见面吗？”
他笑了，路灯的光落在他眼里，亮晶晶的。
“当然。”他说，“我拍完这组就回来。到时候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“好。”
他挥挥手，走进夜色。
我站在店门口，看着他走远。
风吹过，梧桐叶沙沙作响。
空气里有花香，有晚风的味道，有夏夜独有的温柔。
我抬头看天。
星星出来了，一颗，两颗，越来越多。
原来黑暗过后，真的有光。
原来废墟之上，真的能开出花。
一个月后，“新生”花店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。
熟客多了，订单也多了。我开始学做干花，学插花艺术，还在店里开了周末的花艺课。
来上课的大多是女性。年轻的，年长的，单身的，已婚的。她们坐在一起，修剪花枝，聊天，笑。
有个四十多岁的姐姐，每次都来。她说，这是她一周里最放松的时刻。
“我老公总说，花这些钱买花，还不如买菜。”她一边插花一边说，“但我就是喜欢。看着这些花，就觉得生活还有点美。”
“是啊。”另一个女孩说，“我前男友也说我不切实际。现在分手了，我想买多少花就买多少。”
大家都笑了。
我也笑了。
原来不止我一个人，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美。
原来每个女人心里，都有一片需要浇灌的花园。
下午，快递送来一个包裹。
打开，是一本摄影集。
封面是我的花店，窗边的绿萝，和那一行字：“新生”。
扉页上，江澈写着：
“给晓薇：愿你的每一天，都是新生。”
我翻开。
照片里，是我的店，我的花，我平凡却珍贵的日常。
但透过他的镜头，它们像在诉说一个故事：
一个关于坠落、破碎、然后一点点把自己捡起来的故事。
一个关于在废墟上，种出花的故事。
手机响了。
是江澈：“收到了吗？”
“收到了。”我说，“很漂亮。”
“下周末我回来。”他说，“想请你吃饭，兑现承诺。”
“好。”
“还有，”他顿了顿，“我想拍你。正面。可以吗？”
这次，我没有犹豫。
“可以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走到镜子前。
镜子里的人，眼睛里有光了。
虽然还有疲惫的痕迹，虽然笑容还不那么自然。
但确实，在一点一点亮起来。
门外风铃响了。
有客人进来。
我转过身，微笑：
“欢迎光临。”
阳光正好，洒满整个花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