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朋友很喜欢《重生后，明码标价的全职亲情我不要了》这部现代言情风格作品，它其实是“原来是花儿啊”所创作的，内容真实不注水，情感真挚不虚伪，增加了很多精彩的成分，《重生后，明码标价的全职亲情我不要了》内容概括：重生后，明码标价的全职亲情我不要了老伴糖尿病引发酮症酸中毒，陷入半昏迷。打完120后，我立刻给辞职在家当“全职儿子”的儿子打电话。还没开口，他就公事公办地说：“妈，现在是晚上九点，我的工作时间是早九晚五。”“按照我们签的《家庭服务协议》，紧急呼叫要另外收费的。”电话还没挂断，我就听到他对着游戏队友不耐烦地说：“别催了，等一下，那两个老东西又来电话了，一天天净是事儿。”“射手，射手赶紧补位啊！”“烦死了！”那边传来挂断电话的声音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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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鸿伟走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拉着老伴去医院。

“挂最好的专家号，做最全面的体检。”我斩钉截铁。

上一世，老伴就是因为没能及时发现和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，才会在那个夜晚突然爆发酮症酸中毒。

这一世，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

检查结果出来，老伴的血糖和各项指标都处在危险边缘。

医生语重心长地叮嘱，必须严格控制饮食，加强锻炼，并且按时用药监测。

我立刻买了血糖仪，一天七次，三餐前后加睡前，雷打不动地给他测。

家里的白米饭全部换成杂粮饭，菜也以清淡的蒸煮为主。

“老婆子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我这不还没事嘛。”

老伴看着我每天如临大敌，有些心疼。

我握住他的手：“老周，听我的，必须防患于未然。你的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重活一世，我比谁都清楚，生命有多脆弱，机会有多难得。

除了盯紧老伴的身体，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周鸿伟那份《家庭服务协议》上。

第二天，我拿着协议，去了趟街道的法律援助中心。

接待我的是个很热情的小伙子，姓张。

我把协议递给他，说：“小张律师，你帮我看看，我儿子要给我当‘全职儿子’。”

“这是他写的协议，我想让你帮我把把关……”

小张律师拿过去一看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

“阿姨，这……这协议太离谱了。”

“别的我不多说，就这一条，‘紧急情况呼叫另行收费’，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站不住脚。”

“子女对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，这包括了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，不是一份商业合同就能撇清的。”

“他把赡养当成工作，是不是就意味着，他可以随时‘辞职’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理论上，如果你们签了这份协议，就形成了一种雇佣关系。”

“他当然可以辞职，辞职了，你们之间就只剩下最基本的法定赡养关系。”

“而那个标准，可比这份协议里的‘服务’差远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这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

周鸿伟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

用一份看似“专业”的协议，把我们老两口的钱榨干。

等我们没钱了，或者他不想干了，随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。

把我们这两个被他“服务”得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扔下。

“小张律师，那如果我想在这份协议上，加一些条款，来保障我们作为‘甲方’的权益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阿姨您说。”

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笔，说：“你帮我记一下。”

“第一，乙方周鸿伟，必须保证甲方，也就是我们老两口，每日心情愉悦指数不低于90分。”

“由甲方主观评定。每低于一分，扣除当日工资。”

小张律师的笔停住了，抬头惊讶地看着我。

我没理他，继续说：“第二，乙方需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，对于甲方的任何需求，响应时间不得超过1分钟。”

“紧急医疗情况，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0秒。任何延迟，均视为严重违约。”

“第三，乙方在服务期内，不得有恋爱、结婚、娱乐等任何可能分散其‘工作’精力的行为。”

“一经发现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退还所有已支付的薪水。”

“第四，考虑到乙方提供的服务具有高度的不可替代性和情感价值，乙方在合同期内不得单方面提出‘辞职’。”

“如强行离职，需赔偿甲方精神损失费、情感伤害费、以及重新寻找替代服务产生的全部费用，暂定为200万元。”

“第五……”

我一条一条地说着，把周鸿伟那份协议里的冷漠与算计，变本加厉地还了回去。

小张律师听得目瞪口呆，最后忍不住说：

“阿姨，您这些条款……对方肯定不会同意的，这比他的条款还不合情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叠好写满条款的纸，放进包里，“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他同意。”

他要公事公办，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“公事公办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