叫做《我的生死与悲欢,在他眼里无足轻重》的小说,是一本新鲜出炉的古代言情,作者“杨枝甘露”精心打造的灵魂人物是沈恪沈恪,剧情主要讲述的是:嫁给他五年,我从未成为能让他破例的人。新年招待会,他说我的旗袍不合时宜;异国被劫,他让我按流程联系警卫队;弟弟在战乱区失联,他坚持“非建交地区通讯需中转”的公约。我当掉所有嫁妆,在黑市雇车队找回弟弟时,他已因感染奄奄一息。当我抱着弟弟冰冷的身体回到使馆,他刚批下的救援许可才姗姗来迟。看着我隆起的腹部,我终于明白,在他恪守的“规矩”与“国际公约”面前,我的生死与悲欢,从来都无足轻重。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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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某部委会议室。
沈恪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末座,听着长篇报告。
他面前的茶杯已经凉了,水面浮着细小的尘埃。
五年前那封自我检讨,让他失去了晋升副部长的机会,被调回部里担任闲职。
当年那些关于他和林婉秋的传言,就像白衬衫上的污渍,洗不干净了。
会议结束,人群散去。
沈恪收拾文件时,听见前面两位司长的闲聊:“听说南苏丹那个医疗中心搞得不错,国际上评价很高。”
“是啊,负责人是个京市女医生,叫宋……沈恪吧?真给我们长脸。”
“可惜了,当年要是留在我们这……”
声音渐远。
沈恪站在原地,手里的文件袋边缘被捏出深深的折痕。
他后来知道,那笔匿名捐赠被无国界医生组织婉拒了。
他们的原则是不接受匿名大额捐款,以防资金来源问题。
但对方还是通过第三方基金会,以“指定用途”的方式,完成了部分捐赠。
他也知道,林婉秋的下场。
她不服调查结果,四处上访。
最后因诽谤执法人员被拘留,释放后精神状况恶化,现在在老家由亲戚看护,需要定期服药。
这些消息,都是辗转听来的。
他再也没见过她,就像他再也见不到沈恪一样。
走出部委大楼时,北京的初雪正纷纷扬扬落下。
沈恪没有打伞,雪花落在肩上,很快融化成深色的水渍。
手机响了,是母亲:“小恪,下周你爸忌日,回来吗?”
“回。”他简短地说。
“那……你个人问题……”
“妈,”他打断,“我这边还有事,先挂了。”
站在雪地里,他打开手机加密相册。
里面只有一张照片了,是他最后一次在日内瓦机场,用手机拍下的那架起飞中的运输机。
照片很模糊,只能看见一个白色的光点,正融入灰蒙蒙的云层。
他看了很久,然后删除。
相册空了。
又三年后,跨国医疗培训中心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。
我站在台上,给二十名学员颁发证书。
他们中有人将成为南苏丹第一批有国际认证的麻醉护士,有人将成为乌干达边境地区第一个能做剖腹产手术的本地医生。
掌声中,我看向台下。
前排坐着联合国官员、捐助方代表,还有几位特意赶来的非洲国家卫生部长。
后排,学员们的家人抱着孩子,眼里闪着泪光。
典礼结束,皮埃尔拉着我去看新建成的实验室。“德国那批设备到了,你去签收。”
实验室里,崭新的血液分析仪正在调试。
技术人员看到我,递过来一张签收单。最下方,捐赠方一栏印着一行小字:“日内瓦和平与发展基金会”。
我签了字。
转身时,看见窗外训练场上,几个学员正在教孩子们洗手。
用我们自己编的儿歌,用的是本地语言。
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晚上,中心办了简单的庆祝餐会。
没有酒,只有果汁和本地水果。
一位乌干达学员的母亲走到我面前,用不熟练的英语说:“医生,谢谢你。我女儿现在……能救人了。”
她握住我的手,掌心粗糙温暖。
那一刻,我想起很多年前,父亲也曾这样握着一位产妇的手,在战地帐篷里迎接新生命。
他说:“清清,你看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当医生。”
餐会散后,我独自走上中心后面的小山丘。
从这里可以看见边境线两侧的灯火,虽然稀疏,但一年比一年多。
手机里,姑姑发来新照片:她的小孙子会走路了,摇摇晃晃地扑向镜头。
我抬头,南半球的星空璀璨如钻石瀑布。
风吹过,带来远处村庄的鼓声和歌声。
他们在庆祝丰收,庆祝平安,庆祝又活过了一个雨季。
我站了很久,直到夜露打湿了外套。